之前檢方的訴訟策略，是靠著把所有的嫌疑都指向柳海龍，使用的是一種近乎於純歸納邏輯的方式，讓法官和所有人都接受一個結論，即“只有柳海龍是兇手這一種可能”。基本就是靠著力大磚飛的路子，雖然最終遺留了下了不少的漏洞和矛盾，但至少也算是大力出奇跡了。
而顏思齊現在選擇的訴訟策略，採取一種推理邏輯，幾乎是靠著一環扣一環的方式，構築起一個近乎完美的結論——柳海龍就是兇手。
然而，對於顏思齊來說，她現在的選擇，也是有著缺陷的，這主要在三個方面。
首先，她必須能夠解釋所有的物證，給所有物證的存在提供一個合理的解釋。畢竟，物證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定案依據，而且物證是她現在手裡最穩的牌。她的目的，就是要減少她自已那邊的漏洞，那麼她就一定要拿穩自已手中的物證，不能讓手中的物證再出現任何可以被質疑的點。
她之所以主動抬出了老太太這個人證，就是為了給作為兇器的鐵鍬如何出現在現場的，尋找一個合理的說法。如果不是那把作為兇器，沾著死者血液和毛髮的鐵鍬，產生了了許多不確定與矛盾之處，導致它最有可能成為辯論的焦點，她估計可能會盡量回避在這個鐵鍬上產生更多爭論。
其次，現在不止是她要“精簡”，我也要“精簡”啊！沒錯，我們原來的計劃，就是透過推翻——或至少是有力地回擊——一部分證據，從而得到一個“證據不足、無罪釋放”的判決。所以，對於我來說，我也是願意儘量避免引用更多的證據。所以，即使目的不同，至少她的行動，於我而言並非完全不利。
最後，也是最關鍵的，也是她現在就是在走鋼絲。她試圖構建一個完整的證據鏈，並以此構築起完整的推理鏈，進而得出一個完美的結論。但是，這種方式無異於是在走鋼絲，因為如果她的證據鏈不完整，或者是推理鏈存在一絲漏洞，那麼這個結論就無法得出。在之前力大磚飛的訴訟策略之下，就算某一兩個證據出現了疑問，至少其它的證據依舊可以為他們想要達成的目的加碼。但是，如今只要幾個證據——甚至可能只要關鍵的一個——出現了問題，她試圖精心建構起邏輯大廈，就會轟然倒塌。
所以，我現在必須主動出擊，打破僵局。
我摸了摸我目前手上的牌，我知道，我要打出的就是這一張了。在針對兇器的一番辯論——對我來說意義已經不大了——過後，我出示了兩張小票，說道：“這兩張賬單，是被告柳海龍的室友，在案發當天下午，去藥店購買藥品的記錄。一共一盒退燒藥，一盒感冒藥，和一盒消炎藥，分兩次購買。第一次買了一盒感冒藥，第二次買的是退燒藥和消炎藥。根據結賬時間，顯示第一次買藥的時間是下午2：34分，第二次是晚上7:47分。”
顏思齊當然不願意我將話題拉得太遠，她再次提醒法官，我在說一些與案情無關的話題。就此，我給法官的解釋是：“根據被告柳海龍補充的證詞，從案發前一天開始，被告柳海龍就生了一場病，然後就一直在家臥床休息。這兩張藥店的小票，就是柳海龍的室友梅子，前後兩次替柳海龍購買藥品的記錄。這足以證明，柳海龍當天確實生病了，而且生病十分嚴重，完全沒有力氣外出。”我這張牌一打出，必然讓對方難以招架。
你問為什麼？難道，對方就不能否定我的說法，並質疑柳海龍其實沒有在家麼？當然不能！
事實上，法庭上，顏思齊的一名同事——看上去比她年輕，可能也是她帶的新人吧，就直接反駁道：“這不能說明什麼！難道，柳海龍不在家，他的室友就不能去買藥了麼？”此言一出，顏思齊的臉色瞬間黑了下來。
說著，我趕忙申請證人出庭——藥店售貨員。我讓她出庭的目的，不是別的，就是為了證明，當天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