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然，檢方試圖構建的這個邏輯，也並非是完全的無懈可擊。這個邏輯，一定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的，即老太太確實看見了一個建築工人，以及指認活動是完全可靠的。
但是，問題在於，你要想駁倒他們，還真的是挺難的。因為，在大街上見到一個建築工人，這不是太過正常了麼，你很難對此提出什麼質疑。至於指認活動的問題，你完全可以從理論上指出這種指認的不可靠性，但是一遍又一遍的重複，每次都能如此精準，也足以建起相當的可信度了。
所以，要是此刻我想要出手反擊，這正能夠攻擊的點，恰恰還是在老太太究竟是如何認識柳海龍的？沒錯，這其中存在無數多的可能性，但就從現有的證據和證人，最能讓人直接推理到的，想必就是老太太口中聲稱的“案發當晚見到”。
但是，即使知道了對方邏輯的軟肋，我也只能先等等，現在還不是出手反擊的好時候。畢竟，如果你要想反擊，你就不能憑空地去猜測老太太是如何認識柳海龍的，這種推測並非沒有意義，而是沒有力度。你不可能僅僅透過你的推測，就讓法官相信所謂“別的可能”。被對方提出異議，然後法官訓斥一頓，這都算是好的。搞不好，你會讓法官覺得你在胡說八道，你在搞陰謀論。
當然，你可以大聲質疑，檢方所提出的說法，並非是完全意義上的、百分之百的、無可置疑的、絕對的客觀事實。但是，那種絕對的客觀事實，其實並不存在，這點誰都清楚。法庭上所構建的所謂案件事實，其內容的大部分都是要依賴邏輯推理，或是歸納總結。這種事實，其本質就是一種經過加工解讀後的事實。真正人們所期待的的那種絕對客觀的案件真相，或許真的只有上帝才知道。所以，檢方其實也不需要真的做到所謂的百分之百，他們只需要在證據的基礎上，整合出一個最為合理的結論即可。
到這兒，我已經明白了，第一個回合，我是敗了，而且是一記窩心拳。
現在，即使法官對於這老太太的證言有所懷疑，懷疑的力度也不會很強了。而同時，檢方憑空地製造出了一個聽起來十分合理的結論，即“兇器是兇手當天從外面帶到現場的”。這個結論，可以很好地解釋——至少是規避——之前我和何律師討論過的那個問題，即兇器所在位置和案發現場環境的矛盾。
現在，一共有兩份不同的證詞擺在法官面前：一份是來自被告的說法，兇器之前被丟棄在案發現場的爛尾樓裡了。第二份則來自連續指認兇手幾十次的證人，她說兇器是兇手當天自已帶進現場的。
你是法官，你會更加信任誰的說法？
到這兒，我真的是徹底亂了，因為此時局面已經完全脫軌，我根本無法掌控。看著我滿頭的大汗，小白替我擦了擦，小聲關心道：“師父！你沒事吧？！”
“沒事。”我長舒了一口氣，整理著自已的思緒：“沒事。我現在需要思考一下，你先幫我應付一下。”
“我？我要說什麼？”
“什麼都行，你想問什麼就問什麼，想說什麼就說什麼。”
我的想法很簡單，就這一回合，我已然是必敗無疑，幾乎已無任何轉圜的餘地了。就此時此刻而言，圍繞著這個話題，說什麼都無所謂了，所以讓小白歷練一下，倒也不失為一個好的機會。至於，會不會又跑題了，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，之類的問題，也不用太擔心。在法庭上，你真的跑了題，說了什麼莫名其妙的話，法官會嚴肅地提醒你的。
而我，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時間，一點能讓我認真思考的時間。我就是要讓小白儘量給我多拖一點時間，讓我能儘快穩定情緒，然後理清思路。
我理了理我現在手上全部的“籌碼”，我開始意識到一個問題，檢方此次雖然依舊是堅持柳海龍是故意殺人，但是庭審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