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天後，我們簽下了委託書，雖然還沒有具體地看過卷宗，但是我還是簡要地做了一些計劃，並提出了幾個辯護思路。之所以如此，這還是老徐的建議，他說可能徐莉莉可能一開始就急於詢問我該如何撈她的老公出來。所以，我必須提前準備好方案，至少是一些思路，以應對徐莉莉的質問。
當然，如果是我本來的計劃的話，當然還是等看過卷宗、見過我的被告嫌疑人陸偉斌——徐莉莉的老公——以後，再去計劃該如何為其辯護。但是，幸虧這回有老徐提醒，至少不至於臨場而束手無措。
我給她提供的集中辯護方案——其實目前只能說是思路吧，就是集中在那幾個問題上：
一，陸偉斌的行為能否被定義為強姦？
二，即使陸偉斌的行為能被定義為強姦，但在徐莉莉自已都不做追究的情況下，這件事有必要做擴大化處理，以至於定下一個強姦罪麼？
三，法院能否接受“先強後通，不謂之強也”的說法？
四，就陸偉斌與徐莉莉二人現有的關係而言，能否與其出罪的機會？
五，有沒有打‘證據不足，無罪釋放’的可能？
總結來說，就是和法院求求情，看看能不能求個寬大處理。以上這些，都是我跟徐莉莉說了的。但是，其實還有我沒和徐莉莉說的——可能，我只能做罪輕辯護，做不了無罪辯護。不過，這些暫時還不必跟徐莉莉說，因為這也只是“可能”而已。或許，我最後就選擇給陸偉斌做無罪辯護呢？這誰又能知道呢。
而這個案子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訪陸偉斌了，不僅僅是因為他是我的委託人，更因為他才是知道更多情況的人。畢竟，有一大段時間裡，徐莉莉都是處於昏迷狀態的。這段時間內所發生的事，只有找陸偉斌才能確認——雖然用處可能不會很大，但也有可能就存在著逆轉本案的關鍵。
當我見到陸偉斌之後，發現他就是一個標準的白領，一名基層公務員，有著非常中庸，非常不顯眼的個性。可以說，他就是一個“標準人”，一個標準到實在沒什麼特點的人，讓人印象實在無法深刻起來。雖然，某種程度來說來說，像這種極致的中庸，極致地沒有特點，也算是另一種層面上的“極端”，另一種意義上的“特點鮮明”，但即使如此他依然給人感覺十分模糊，辨識度幾乎為零。
當時，他坐在我對面，微微點了一下頭，說道：“我叫陸偉斌，您就是我的辯護律師吧？”
“對。我叫張偉，從今天開始，我就是您的辯護律師了，您的案子由我全權負責。”
“嗯。謝謝您。”
“好。閒話少敘，我們說回正題吧。”我翻開筆記本：“我有些問題需要向您確定，請您一定要如實回答。”
“好。我一定知無不言。”
“行。首先，案發當天……”我想了想，調整了一下自已的措辭：“我是說，你們當時，好像是參加了一個同學會，對吧？”
“對。”
“什麼個情況？”
“您指的是哪方面？”
“全部！你能想到什麼就說什麼都可以，只要是當天的事就行，不必非得與所謂的案情相關，只要是當天的事就行。”我之所這麼說，就是怕他過分執著於所謂“案情相關的部分”，從而遺漏了真正重要的細節。
“好。”陸偉斌還是回憶起來：“當天，我們參加同學會。我去晚了，我到的時候，他們已經喝上了。”
“嗯。”我儘量不去打擾他，只是默默地點了點頭，予以回應。
“當時，莉莉也在，她當時還沒有喝酒，喝的是果汁還是汽水我忘了，但肯定不是酒。”
“哦？”我這條線索有點用處，便問道：“那她是什麼時候開始喝酒的呢？誰給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