顏思齊緊忙反駁道：“被告律師所說，屬於無端猜想，且案情無關。”
而我，也只是笑了笑，因為我知道，她能著急說這話，就說明她很不想話題往這方面來，同時她已經有點著急了。
然而，正當我都準備結束這個話題時，卻聽審判長再次翹起法槌：“請公訴人不要斷被告律師的發言。”聽到這話，連我都是一愣。“被告律師可以繼續發言。”
我不知道，審判長為什麼會給我機會繼續發言，但既然人家都給你機會了，你不好好接著，似乎也很不給面子。
但是，我哪兒還有什麼言可發呢？我該說的，也都說了，我想要傳達給法庭的意思，應該也已經傳達到了。於是，我也只能是重組了一下語言，再次強調了一下我的想法：“呃……我的意思就是說，無論怎麼樣，無論兇手是誰，死者都是不可能單獨前往案發現場的，必然是有人約她去的。所以，且先不說，為什麼要約到這個鬼地方來，就是說誰能約來，都是個巨大的問題。而且，根據警方的偵查報告，死者是直接死在案發現場的，並不存在移屍、棄屍、拋屍的情況，所以大機率殺死死者的就是約死者前來的人。如果不是的話，那麼就存在著許多問題——約死者前來的人是誰？他到底有沒有來？什麼時候來的？什麼時候走的？如果死者在約她前來的人到來之前，就已經被殺害了，那來人為什麼沒有報警？如果是在來人走後才被殺害，那麼兇手又是什麼時候來的？什麼時候將死者殺死的？在來人離去和兇手到來之間，間隔了多久？死者為什麼不離去？這些都是需要解答的疑問。”
而對於我的“設想”，檢方能給給出的詰難，也只是反問我：“那如果，死者是被約來的，約她的人，為什麼要約在這麼個地方？”
其實，檢方丟擲的問題，和我詰問檢方的問題是一樣的“為什麼死者會出現在這裡？”對此，我直接大大方方地承認：“我不知道。這你得去問約她的人，或者死者自已。”我這句話，其實是等於在告訴檢方“有些事，我作為被告的辯護律師，我是不必非要知道的。但是，你們檢方要是不知道，是不能給嫌疑人定罪的。”
現在，顏思齊的臉色，也是越來越難看了。沒錯，到了現在，檢方手中的牌已經所剩不多了。我知道，到這個時候了，檢方也應該掏出他們的底牌了，那份DNA比對證明。
這是檢方的底牌，也是顏思齊底氣來源，她指出：“從現場採集的DNA資訊，與柳海龍的DNA資訊進行比對，”顏思齊還特意強調：“多次的比對結果，都顯示一致。請問，被告律師，您對這個該作何解釋呢？”
其實，有關DNA比對證據，在之前與柳海龍溝透過以後，我就向警方提出過質疑，並且要求重新進行比對。雖然，一開始警方也不願意配合，但是最終還是再次進行了比對，比對結果依然是一致的。之後，在庭審開庭之前，我又向法院申請，換了一家機構進行比對，比對結果依然是一致的。
所以，對此，我也只能是隨口來了一句：“我不知道。也許是DNA比對過程，不夠嚴謹？”
“三次了！”顏思齊又一次強調：“已經三次了，比對結果都是一致的。”
“那或許就是兩個DNA完全一致的人唄。”
“你知道出現DNA完全一致的兩個陌生人，機率是多少麼？”
“知道。四的六十億次方分之一。”
“所以，您是不是該解釋一下，這麼低的機率，是如何碰上的呢？”
而對於這個問題，我在法庭現場給出的回答，就是那個爭議十足到，讓所有人——包括柳海龍——都無法接受的答覆：“我不知道。我解釋不了。”我自信地笑著：“但我也不用解釋，破案不是我的工作。破案是警方和檢方的工作，不是麼？”